2003年11月，首届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在中国上海召开。此时此刻，再次回顾当时亲临大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著名的国际远程教育专家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在大会上所作的基调报告——“巨型大学=对规模、成本和质量的巨大冲击”，更加令人神往。尽管原来大会的名称就是“世界巨型大学峰会”，后来因故更名。但是对巨型大学的理解和认识却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高等教育的生存走势以及远程开放教育的发展定位。
丹尼尔对于“巨型大学”（mega—university）曾有过精辟的定义（1994），即“拥有10万以上攻读学位课程的注册学生的远程教学大学”。然而，巨型大学的学术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分别从“巨型大学”的由来、“巨型大学”的理念以及“巨型大学”的结构等层面上来加以探究。
首先，“巨型大学”是社会的产物。大学，英文是university，其词根是univers，意思是普遍和包容。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之后则一直处于“象牙塔”之中而远离社会。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才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社会中来。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在其1963年出版的《大学的功用》一书中就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概念，这就引导我们不断地改变对大学形象的看法：如果将中世纪大学看作是城镇中无法归类的“社团”，19世纪的大学又是远离社会生活的“象牙塔”的话，那么20世纪中期的大学基本上就是社会本身，它与社会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由此形成的“巨型大学” 不仅在于其规模的宏大，还在于它具有巨大的弹性结构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但是传统大学毕竟“历史的根基”太深，加之主客观条件受限，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才真正提供了机会, 超越了时空，扩大了规模，降低了成本，贴近了大众，满足了需求，整合了资源，服务了社会，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丹尼尔所描述的“巨型大学”开始展示在我们面前。
其次，“巨型大学”是时代的理念。大学的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指你心目中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从中世纪大学出现直到工业革命兴起，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一直是将“教化”作为大学的理念；工业革命加速兴起时期，德国柏林大学等则主张以知识的“研究”作为其理念；直到20世纪初期，美国众多的大学才开始将社会的“服务”作为他们的理念。大学理念的与时俱进和连续变革，正是人们不断反思的结果，从而扩展了人们对其观察的视界，增加了社会对其认同的程度。理念通常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往往不可通融。比如美国哈佛大学以人文博雅为传统，而德国柏林大学则以知识研究为宗旨；传统大学通常以信奉高贵的精英教育为荣耀，而开放大学则以面向大众教育为自豪。可见理念就是大学办学宗旨的外显，是其自身个性的表征。
第三，巨型大学是网状的结构。“巨型大学”贵在“巨”，因此其结构往往与众不同。传统大学在农业时代完全处于分散的封闭系统的点状结构，而在工业时代则处于连续的封闭系统的线状结构，而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个性化、多样化、开放性、互动性的时代特征则要求我们的大学必须具备网状结构，一言以蔽之，大学正由封闭的“系统”走向开放的“网络”。
巨型大学的网状结构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立体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摒弃了以往大学集中、封闭、隶属的等级框架，而将独立、互补、平等、包容尽情展现，以满足更多的错位发展需求。还需说明的是，根据网络理论，巨型大学网状结构上的每一个办学单元，都是相对独立自治的“中心”，而非可有可无的“节点”。这些办学单元依托网络维系着自身独立的生存，但同时又共同支撑着“巨型大学”这个宏大的体系，松散，互补，高效，低耗，难怪丹尼尔将其美誉为“这就是未来的大学”。
那么“巨型大学”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呢？克拉克·克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指出：“在高等教育内部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传统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错误，甚至是一个有代价的时代错误”。那么注意力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克尔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的趋同模式”，就是“既普遍入学又促进优秀”，而这正与丹尼尔所提出的“巨型大学”的历史使命不谋而合。丹尼尔在首届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上掷地有声地指出：“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开放远程学习的潜能，从而使人类最终达到宣称已久的人人享有优质教育的目标”。这里所说的“艰巨任务”既与经典大学理念的精髓相贯穿，又与现代的大学的培养目标相一致。这正是我们创办“巨型大学”的历史使命之所在。
作者简介：徐皓 上海电视大学副校长、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方向研究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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